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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城市想在财力上超广州,先把这个差距缩小

2017-02-21 孙不熟 城市战争

文|孙不熟


昨天看到一篇关于城市财力比较的热门文章,文中列举了14个主要城市的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”数据,本来是不带立场的数据分析,但无形之中又让广州难堪了一次,因为数据对比后发现“杭州财力已经超过广州,武汉成都南京也即将追平广州”,如下图所示:


数据来源:第一财经日报统计


对广州来说,这的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。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”是一个常用来衡量城市财力的关键指标,在这个指标上,广州一直排在全国省会城市第一名,看上去不错,但其实很不起眼。因为它与京沪津渝四个直辖市比起来,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,也少于深圳与苏州两个非省会城市,现在还被杭州赶超了,接下来还有被武汉、成都、南京赶超的可能。


当然,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”并不完全等于一个城市的可支配财力,除此之外,城市政府的钱袋子还受到政府性基金(以土地出让金为主)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、财政专户以及转移支付等因素的影响,其中最大的变量是土地出让金。不过,加上这些选项,广州仍然是尴尬的,因为2016年烈火烹油的土地市场中有两个特例,一个是北京、一个是广州,其土地出让金都跌至近年来的谷底,其中广州2016年的卖地收入只有700亿左右,不到南京与杭州的一半,不到武汉的70%,甚至比合肥还少。


北京、广州去年的土地出让金为何跌至谷底?当然不是这两个城市的地卖不动,而是调控以及其他的原因,这个话题改天再聊,列这些数据只是想说明,广州2016年的“财力”的确不太好看,但如果据此认为广州整体的经济实力,或者说“创税能力”面临杭州、南京、武汉、成都等二线城市的赶超,那还是低估了广州深厚的家底。


一个城市整体的创税能力,除了体现为地方财政收入,更多的还体现在上交省财政与中央财政两个部分,前者暂时找不到统计数据,但后者可以用“国税”数据来说明问题。2016年,广州创造的国税收入是3152.2亿元,次于北上深,列全国第4,大约相当于杭州的2.2倍、武汉的2.3倍,强有力地捍卫了广州作为一线城市的尊严。


数据来源:各地国税局网站,但各地统计口径略有不同,有的含海关代征,有的不含,所以只显示了部分城市的数据标签,本榜单仅供参考,与实际情况可能有细微出入。


这些数据说明,广州整体的创税能力并不差,基本与其GDP地位相匹配。但由于财政留成比例低,来源广州地区的税收大部分并不留在广州,导致其地方可支配财力沦落到一个普通省会城市的水平,与其整体经济地位很不匹配。


广州的财政留城比例具体是多少,我没有找到统计局的数据,只能从公开的新闻报道中找到一些印证,这里摘录一段南方都市报2013年3月20日的一篇报道:


“去年(2012年)广州地区的财政收入63%上缴中央,12%上缴省里,能够自己留下用的只有25%……广州去年(2012年)的人均财政支出,仅相当于全国的平均水平,在珠三角排名约在第六七位,相当于北京、上海的人均财政支出的1/3多一点,相当于深圳的1/2多一点。”(据南方都市报)


信息时报2014年11月29的一篇报道也基本印证了这个说法:


“以2013年为例,广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4430亿元,但广州可以留用的资金仅1190亿元,加上政府性基金和财政专户等收入,一共有2480亿元的可支配财力。广州对全省和国家财政的贡献大,但自己留用的少。广州纳税人每纳100元的税,实际上只有25元左右能用回他们身上。”(据信息时报)


也就是说,广州地区每产生1元的财政收入,大概有0.75元贡献给中央与省内,自己只留下0.25元。这个留成比例不仅远低于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,比起武汉、成都等内陆省会城市,也要低一些的。这导致广州的人均财政支出很吃亏,不仅和同类城市不能比,即便在珠三角也是中下游水平


所以,广州的可支配财政收入看上去不起眼,并不代表这座城市整体的创税能力不行。恰恰相反,广州的创税能力仍然大幅度领先杭州、武汉等二线城市,这从国税收入的差距就能找到印证,只是因为财政留成比例较低,导致广州实际可支配的财力不高。杭州、武汉要想真正超过广州,除了在GDP上要努力,更重要的是要在国税收入上缩小差距。


广州的财政留成比例为什么如此之低?我想,原因有两个,一是省会城市本来的财政留成比例就是低于直辖市与计划单列市的,二是跟省会城市相比的话,广州还更多地承担着帮扶省内兄弟城市的责任,不像内陆省份那样可以举全省之力发展省会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广州的可支配财力低,其实也是非省会城市特别是粤东西北地区的福气。


除了财政留成比例低,广州还有一个吃亏的地方是政策因素导致的税收外流。由于国家政策的不均衡分布,导致不同城市在税率上可能不同。例如,深圳的前海,珠海的横琴在企业所得税上执行的是15%的税率(一定时期内允许),但广州没有这个政策,全部执行的是25%的税率,这导致广州在吸引企业总部与高端人才上,不占优势。甚至还有一些业务全部在广州的公司,会把注册总部放到深圳与珠海,导致本该属于广州的税收外移。同样的现象不仅发生在珠三角,在长三角,上海也因为浦东新区的政策优势吸收了江浙城市的部分税收。


当然,除了政策,行政效率也是一个因素。比如,媒体曾报道广州的创客很多会选择去深圳注册企业,原因不复杂,就是深圳注册企业比广州更快、更简单,这考验的就不是向上级争取政策的能力了,而是城市自身的公共服务水平了。老实说,广州在这方面与深圳、上海是有一定差距的。


总的来说,广州的可支配财力不足的确是一个问题,但这并非因为广州的经济不行了,或者说广州经济的创税能力不强,而是由财政留成比例过低、政策优势不足两个外部原因,以及自身公共服务水平不高一个内部原因共同决定的。这其中,起主导作用的还是财政留成比例,相比计划单列市和其他省会城市,广州承担的帮扶责任相对更大,导致实际可支配的财力相对不足。


在各省普遍打造强省会的大背景下,我认为广东也应该适度加大对广州的支持力度,特别是财政的支持力度。一个程度适当的“强省会”格局,不仅有利于广州更好带动全省发展,也有利于全省对外争夺高端要素与高级人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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